《房梁公碑》临习浅悟

　　《房梁公碑》亦称《房玄龄碑》，碑主房玄龄是初唐名相，封梁国公，故世称房梁公，在新旧《唐书》均有传。贞观二十二年去世，年七十一，赐陪葬昭陵。

　　“房碑” 原在陕西省醴泉县昭陵乡房玄龄墓前，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。碑高三米多，下宽一米三六，篆额十六字，碑文正书三十五行，满行八十一字，全文应为二千多字，由于錾损磨灭，存字不多。

　　《房梁公碑》碑文的作者、书写者姓名已被凿损，史料中也无明确记载。宋代赵明诚在碑后题名处尚能见有“修国史河南公”几个字，与禇遂良当时的职衔相符，且碑书字体风格符合褚遂良书法成熟时期的特点，因此在《金石录》中明确提出 “《唐房玄龄碑》，褚遂良书”，后历代皆从之。

　　赵明诚的发现，是对碑文书写者的判断，而碑文的作者是谁，刊者是谁，仍无答案。

　　古碑受损，有的是自然风化，有的是人为破坏。

　　有一种说法是昭陵区域墓群立碑较多，间杂于农田之间，观碑拓碑者常踩踏庄稼，名家书碑尤甚，农人不堪其扰，因而就把够得着的地方的字逐步錾坏，以阻好事者。“房碑” 下半部分损坏严重，存字集中在上半部分，有可能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。

　　手边所用这本 “房碑”字 帖，是重庆出版社十几年前出版的。综帖后跋语，知其拓本传世甚少，宋拓本只有宋代贾似道藏本。宋以降，流传于世间的有八百多字、六百多字和三四百字不同版本。出版说明中称，所印宋拓流传有序，晚清由赵尔巽所藏，民国初年赵家将其制作成石印本和珂罗版，石印本质量不在珂罗版之下。重庆出版社此版即是石印本的影印版。帖后所附资料称，由于原碑下部錾损严重，历代捶拓较少，残存字迹反而保留了较多的细节。从印张来看，拓本淡墨浅拓，富有层次，存字字口清晰，有心了解、学习禇字者，能从中得到非常有价值的信息。

　　禇书一体多面，影响深远。杜甫称赞禇遂良的书法“贾傅才未有，褚公书绝伦”，刘熙载认为禇遂良是唐代书法的“广大化教主”。

　　褚遂良生于隋开皇十六年(596 年)，卒于唐显庆四年(659 年)，享年 64 岁。从其五部核心碑帖的时间与年龄脉络可见其楷书风格的变化轨迹：

　　《伊阙佛龛碑》(贞观十五年，641 年;碑刻完成略晚，约 642 年)，时年约 45 岁

　　《孟法师碑》(贞观十六年，642 年)，时年 46 岁

　　《房梁公碑》(贞观二十二年后，648 年左右，)，时年约 52 岁

　　《雁塔圣教序》(永徽四年，653 年)，时年 57 岁

　　《同州圣教序》(永徽五年，654 年)，时年 58 岁 。

　　禇遂良的父亲禇亮，与欧阳询、虞世南既是同事又是好友。在新唐书“欧阳询传”中记载了禇遂良曾就书法问题向虞世南请益的一段对话。

　　欧虞二家对禇遂良书法认知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张怀瓘《书断》中载，“褚遂良善书，少则服膺虞监，长则祖述右军......”。

　　在其早期的《伊阙佛龛碑》与《孟法师碑》中能够体会到这种影响的存在。刘熙载言“禇书‘伊碑’兼有欧虞之胜......”。“伊碑”与“孟碑”面貌特征各异，且与后期作品亦存较大差异，而从 “房碑”到“同州圣教”，即其52岁到58 岁期间，褚遂良的书法已完成了从学习探索到自成一家的关键跨越。这期间的书写风格总体趋同，但其中又有不一样的地方，“房碑”端雅劲健，“㕍碑”遒劲姿媚，而“同碑”则敦厚温润。

　　“房碑”与“雁碑”风格最为相近。“雁碑”是两代皇帝的序记，“房碑”是当朝重臣的墓碑，二碑的书写全由禇遂良一人担纲。而禇遂良用他那铜丝铁线般的点画，空灵潇散的结体，舒展飘逸的体势，在这份厚重上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。

　　从目前的资料来看，可以说“房碑”是褚遂良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。

　　是不是也可以说，唐楷风格从欧虞体系的整饬，由褚遂良发端，作出了向飘逸潇洒方向进行转变的探索呢?

　　如果有这种可能性，那么，从这个角度再去看刘熙载的“广大化教主”评价，就不仅是影响了后世几位书家这么简单了，而是对于书法的一种可能性的突破、方向性的跨越以及面的拓展。

　　当这种可能性逐步变成现实以后，

　　张怀瓘说其真书：“若瑶台青琐，窅映春林;美人婵娟，似不任乎罗绮，铅华绰约，欧虞谢之。”

　　苏东坡说其真书：“清远潇散，微杂隶意。”

　　米芾对唐宋诸贤书法一贯挑剔，唯独对禇遂良书法却不吝赞美：“禇遂良如熟驭战马，举动从人，而别有一种骄色。”他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对禇遂良书法五体投地：“禇书在唐贤诸名士中最为秀颖，得羲之法最多者。真字有隶法，自成一家，非诸人可以比肩。”

　　这些赞誉，在“房碑”上是如何体现的呢?

　　从结字看——

　　“房碑”字形总体取方正之势，但较“雁塔圣教序”更为峻挺。“房碑”字体的体势更加规整，整肃中却不呆板，无论是左右结构还是上下结构，总能在高低中守中，在错落中取正，有意而不刻意，既能稳中求险，又能险中求稳。“房碑”字体的内部结构，点画均匀极尽楷则，又能根据每个字笔画多寡，并考虑部首结体的需要，合理安排点画间距和撇捺宽窄。相比“雁碑”的空灵，“房碑”更加紧凑，而这种紧而不塞、松而不散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禇字特有的疏朗面貌。如果说“雁碑”如婵娟起舞，而“房碑”则如同君子端庄儒雅。

　　从笔画看——

　　现有的“雁碑”字帖，由于历代捶拓，字口磨损，又多遭剜刻，现有版本字迹偏“肉”，细画不劲健，断连不清，点画有时会出现的莫名其妙的弯曲变化等种种问题。而“房碑”因遭錾凿，而较少受到捶拓，存字的笔画字口反而相对清晰，笔画断连之处明确，看上去更为爽利精神，非常像民国时期日本荒金大琳对“雁碑”考察的照片版，展现出更多细节。

　　一是笔势的丰富性。起笔笔势决定了行笔方向和点画的粗细。“房碑”起笔，有圆笔藏锋，有顺锋直入，还有折笔、切笔等等，这些锋毫的微小变化，比“雁碑”更为清晰可辨;横画行笔呈一种平缓的左低右高，长横取俯势较多，短横按照下一笔的次序各取俯仰;竖画向背之势不拘一式，似乎在按照字势的需要灵活应用，在行笔时进行调整，完成后的效果让人觉得妥帖自然;长撇的上半部分劲挺，下半部分饱满，收笔蓄势，于流畅中显出力度。捺画入笔多为露锋或圆笔筑锋，初始行笔细劲而渐行粗壮，捺脚顿笔平出，稳定而醒目。

　　二是行笔具有明显的速度感与跳跃感。清代杨宾说“余谓登善本领全在瘦劲，瘦劲之极而媚生焉......”，褚书点画瘦而不羸，细而不弱，硬而不僵，既有如铜丝铁线的内力，又有如满弓之弦的张力。杜甫诗云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，褚书这般“通神”之法，恐怕非行笔速度而不可得。由提速而提得笔起，提得笔起而提按敏捷，自显运笔空灵。同时，“房碑”行笔的速度感、跳跃感，全在法度之内，欲纵则纵，欲停则停，笃定而从容。“如熟驭战马，举动从人”——米老这句评价果然切中要害。

　　从意韵看——

　　“房碑”的清雅之韵，出于褚氏真书的隶意。东坡言其“清远潇散，微杂隶意”，米友仁言其“真字有隶法”，阮元言其 “褚书碑石，杂以隶笔”，翁方纲直接称褚遂良书法为 “唐楷中之隶也”。

　　在“房碑”中，褚书隶意的体现，一是在笔法上，“房碑”起笔多逆入平出，尤其是笔锋着纸的多种变化，于简牍和残纸中可以寻觅它的源头;长横运笔在中段向上微拱，形成弧线，收笔顿笔较轻，往往回锋上行，或直接圆笔直收，显隶书横画的 “波势”，近于 “燕尾” 的简化;撇画掠动而保持中下段的饱满，收笔回锋不出尖;捺画入笔紧筑，提笔徐行，前细后粗，捺脚处顿笔重按，向右上方微微挑起，磔出短而有力，与隶书如出一辙;折笔处往往提笔另起，圭角精致而不生硬，均与隶书笔势相合。

　　二是在结构上，“房碑”中宫紧凑，偏旁部首向中心聚拢;外围舒展，长横、长撇、捺、斜钩等，极力向外拓展，既保留隶书 “外拓” 的宽博感，又融入楷书 “中敛” 的严谨性，尽显褚字“宽博纵逸” 之特点;“房碑”多数字形以中线为轴，左右部件对称度高，多点画穿插，少欹侧，保留汉隶的端庄规整;左右结构的字和竖笔常呈上收下开的 “分势”，字形重心多偏下，呈现隶书端雅安稳之感。

　　“房碑”的这些笔法与体势，在礼器、乙瑛、曹全等汉碑中均能看到它的法源，也可在龙藏寺碑等隋碑中寻得消息，更能在欧虞法帖中看出端倪。

　　然而，全似又全不似。它就是褚遂良，它就是褚字的笔法、字形与意韵。

　　褚遂良似乎在用他的真书体系，启示后人，唐楷尚法的实质也许在于“用法”，而并不意味着走向僵化。

　　前人所说“房碑”为禇书第一，吾从之矣。

　　补记：

　　习书以来，于“雁碑”用功最勤，间或抚习“孟碑”与“伊碑”。初觉“房碑”与“雁碑”形势相近，因而只是参阅而未及上手，数次研读后发现其中差别，于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了“补课”，现将研学之感受记之。后附临习“房碑”数纸，由于原帖錾损驳蚀严重，只挑保存尚好的部分文字临写，因此内容跳跃，不能成章，姑且作一阶段习书成效存示，供方家一哂而已。